濕地、聚落與城市

　　濕地，古人稱之為“藪”或“澤”或“海”，《呂氏春秋》記載古代中國有“十藪”，其中大部在黃河中下游。被譽為“自然之腎”的濕地，包括湖泊，沼澤以及沿海灘涂等多種形式。所有濕地都有一個共同特點，它們均偶爾被水覆蓋或充滿了水。濕地有著很高的生態(tài)與經濟價值，它不僅為人類提供大量食物，原料和水資源，而且在維持生態(tài)平衡、保持生物多樣性和珍稀物種資源及涵養(yǎng)水源、蓄洪防旱、降解污染等方面有重要作用。濕地豐饒的物產，適宜的小氣候是人類活動的天堂。 

　　有史以來的文化棲息地，大多位于河流或濕地的臺地、岸旁。大禹治水雖是直接作用于河流，但目的是使濱河濕地的人民免于水患。漢以后由于黃河中下游地域的人口膨脹，促使人們將腳步邁向濕地，這對黃河河道有了更穩(wěn)固的要求，同時也注定了濕地上的文明與黃河的抗爭，這種抗爭激化了人與自然的矛盾，演繹了一出出激蕩、奔放的歷史劇。至宋代，被逐出濕地的黃河已是忍無可忍，怒氣沖天。北宋慶歷年間的黃河第三次大改道，標示著黃河生態(tài)的全線崩潰，此后的黃河以更高的頻率向濕地上的人們宣戰(zhàn)。素有水城之稱而現已深埋入地下5米多的北宋東京城，正是這種抗爭的犧牲品。開封、大梁、汴梁，汴州、東京、東都、開封府……，這些曾經在歷史上輝煌一時的名城，在距黃河僅7公里的今日開封市地下，被黃河的泥沙一層一層地無情地掩埋。黃河的每一次改道，又使多少濱河濕地的城市遭受滅頂之災?

　　黃河流域的生態(tài)崩潰，促使中國經濟文化中心的南移。一場新的較量在長江流域重新展開。南宋時期，長江中下游及江浙一帶開始筑堤圈圍濕地，這些被圈圍出來的濕地在長江中游稱為“垸”，而在長江下游稱為“圩田”或“圍”或“湖田”。蘇軾在任臨安督守時曾有大力營造圩田，并向皇帝奏表圩田之利。沈括則潛心研究寫了《圩田五說》、《萬春圩圖書》等關于圩田方面的著作。利欲促使人類以“突飛猛進”的速度蠶食濕地，至今在古代濕地上開發(fā)出的經濟已是舉足輕重，尾大不掉。據中國科學院長沙農業(yè)現代化研究所王克林同志的研究，洞庭湖2000余平方公里的圍垸湖區(qū)，工農業(yè)總產值已占湖南省1／3，正常年景，糧、棉、油、麻、水產分別占湖南省的28％、83％、42％，85％和51％，與農業(yè)有關的加工業(yè)——紡織、食品、造紙分別占45％、52％、55％。王克林同志由衷地發(fā)出“如此重要的農產品生產基地，怎能簡單地恢復到天然湖泊狀態(tài)?”垸或圩田其初期目的是農業(yè)經濟，但隨著人類的進駐，垸子內逐步有了聚落的形成，有些聚落則發(fā)展成為城鎮(zhèn)。城鎮(zhèn)經濟加重了垸子的分量，以至出現了像漢口這樣的有近二百萬人口的碩大濕地型城市。

　　有500余年歷史的漢口，自漢水改道后與漢陽分離，屬濱長江與漢江的濕地，由于地理區(qū)位的重要，逐步有人進駐濕地，開發(fā)濕地。又由于濕地內交通不便，管理不易，使官府衙門放任自流，這也滋生了濕地經濟。人口的膨脹使?jié)竦厣系脑季勐浒l(fā)展成為中國的四大名鎮(zhèn)。漢口城墻始筑于清代，這是將防洪堤垸與城市防御相結合的工程。漢口經濟份量的加重也使垸子更為擴大。晚清時期張之洞的一大政績——張公堤與沿江堤防所構筑的大垸，使?jié)h口與濕地徹底割裂。城市防洪與排澇成為漢口城市發(fā)展的重要制約。每當汛期來臨，漢口全民動員，草木皆兵已成為一道人文景觀。我們在贊嘆人定勝天氣概的同時，內心也往往也會漾起一股苦澀。

　　在江漢平原廣闊的荊江分洪區(qū)，長江、漢江的堤防改變了其濕地性質。該地域的聚落均構筑在一座座的人工土臺之上，形成江漢平原獨特的景觀風貌。沿江，沿河地域用堤垸侵吞著灘涂濕地。大大小小的堤垸連成一片，使垸子越來越大，人口越來越多。其結果是長江水位逐年攀升，從1949年至今普遍提高了1．5至3米，堤防也水漲船高，普遍提了2．9至4米。長江與黃河一樣變成了一條空中懸河。

　　人類對濕地的蠶食，使?jié)竦刈鳛橐环N重要資源，在城市經濟多樣化中有舉足輕重地位。另一方面，濕地是天然的蓄水庫，夏季吞蓄洪水，冬季吐水還江，并保持不同季節(jié)水資源的平衡。濕地的消失使大江、大河的行洪調蓄能力大為減弱，濕地的消失同時破壞了涉水野生動物的生態(tài)環(huán)境，使其生存和棲息地銳減，更多的動物淪成國家一級保護。濕地的消失也使水體喪失了凈化的空間，流域內水體質量降低，加重了水體的污染。越來越多的人在耽心，三百多年前黃淮之間的古泗州城被水覆沒的歷史悲劇會不會重演。